【宏观】“2016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年中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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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近日正式发布“2016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年中报告”。

2016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年中报告
风险评估、政策模拟及其治理

在中国正处于以全面深化改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时期，近年来中国宏观经济的持续下滑，实体经济整体疲弱，给实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伟大远景目标带来许多挑战。课题组认为：

由于经济政策缺乏系统性和前瞻性，治理管控氛围导致市场信号紊乱，“国进民退”加剧，有效去杠杆不足，致使结构和资源配置扭曲，经济主体对未来经济信心缺失，产出缺口难以收窄。

具体表现在居民消费倾向下降明显，民间投资增长出现断崖式下滑，外企与民企持续外迁，人民币贬值压力和资本外逃风险依然存在，用工成本持续上升，劳动力市场用人需求疲弱，企业违约风险陡显，商业银行坏账大幅上升，系统性金融风险居高不下。并且，在增长乏力的同时，通缩风险依然存在。

2016年1-5月总体经济数据的回升，主要源于国有资本驱动的大规模基建投资与系列楼市刺激政策带来的部分热点城市房地产暴涨，此类需求侧刺激政策不仅其短期保增长作用已呈现边际递减趋势，而且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发展和改革中深层次动力机制问题，由此带来的中长期副作用还会延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型的步伐。

尤其在房地产领域，不但同时存在部分热点城市价格泡沫破裂风险与多数城市房地产高库存难去的风险，更重要的是，该行业占用了大量金融资源，抑制和延滞了对供给侧改革至关重要的新兴产业的发展。加之当前全球经济疲软，以英国脱欧和美国总统大选等事件所引发的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的持续，使得中国经济在短期内很难借助外力回暖。
展望2016年下半年，经济形势依然不容乐观，压力重重。所有这些现象都表明，在经济发展机制没有理顺、市场化的经济发展动力受梏的背景下，内部经济结构的扭曲、外部经济环境的波动、内外金融风险的发酵，使得经济内生性下滑的压力仍在加剧，难以形成稳定的复苏基础，因此中国经济继续下行仍然是大概率事件。课题组对中国宏观经济2016年下半年表现的主要判断如下：基于IAR-CMM准结构宏观经济预测模型的情景分析和政策模拟所得的预测，课题组测算， 2016年下半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将继续下探，具体预测结果如下：
（1）在基准情景下，预测2016年全年实际GDP增速约为6.4%，而经校正后的GDP增速约为5.9%。同时，2016年中国CPI增长1.9%，PPI下降2.8%，消费增长10.1%，投资增长9.6%，进口下降5.7%，出口下降4.2%，M2增长13.3%，年内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将会贬至6.9 CNY/USD （一年期人民币无本金交割远期外汇交易价格所隐含贬值幅度）；

（2）乐观情景――1-5月的刺激政策伴随着5.3%的长期均衡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导致2016年下半年失业率低于基准0.3个百分点，全年实际GDP增长6.85%，参考校正GDP增速6.27%；

（3）悲观情景1――主要发达经济体平均增速低于基准0.5个百分点使得2016年下半年我国出口下降1.5%：导致全年实际GDP增长6.34%，校正GDP增速为5.82%；
（4）悲观情景2――1-5月刺激政策没有伴随长期均衡劳动生产率的改变：导致2016年下半年失业率高于基准0.93个百分点，全年实际GDP增长5.62%，校正GDP增速为5.15%；
（5）悲观情景3――2016年下半年民间投资增速低于基准0.8个百分点：导致全年实际GDP增长6.25%，校正GDP增速为5.73%；
（6）悲观情景4――考虑过剩产能行业大面积违约带来不良贷款率截至2016年末高于基准2.3个百分点：导致全年实际GDP增长5.53%，校正GDP增速为5.1%。按照目前发展态势，课题组判断，2017 年中国进一步出现经济增速放缓是大概率事件。
结合短中长期的视角来看，课题组对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速持续下滑的根本原因及如何扭转经济下滑趋势有以下主要观点：

1.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速放慢，最主要的原因并非是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大幅下滑。无论是从内在逻辑分析，还是从历史视角的分析，或是量化的实证数据都得不到潜在经济增长率大幅下降的结论。

首先，一个简单的判断就是：即使要素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发生作用，像任何国家的经济一样，其潜在增长率也一定是一个缓慢下降的过程，绝不会在短短几年内就下滑偏离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速均值约3个百分点；

其次，当前中国经济国企做大的现象愈演愈烈，民营经济的发展空间进一步受到严重挤压，各类资源配置扭曲大幅度上扬使得其配置效率持续下滑，加上民间投资、消费双双下滑，经济主体的信心没有得到改善，实际增长率和潜在增长率的负向缺口不可能缩小；

再次，不要低估改革开放和民营经济大发展的威力。历史表明，如能进行市场化深层次制度性改革，提高市场效率和激发人们的积极性是关键，会对潜在增长率产生意外的极大效果。

上世纪80年初翻两番的目标，上世纪90年代初小平南方谈话和随后确立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及本世纪初加入WTO的例子都说明了此点，这也被四位俄罗斯裔经济学家近期通过模型的量化分析得到了类似结果：改革与不改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差别巨大，年增长率相差近3个百分点，其结论和上面偏离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速均值约3个百分点相同。

2.当前中国经济持续下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直接原因是经济政策的导向目标出现混乱。近年来很多政策缺乏前瞻性和系统性性，政策目标经常随意改动，对经济主体的经济激励机制也出现问题，对市场释放了大量混乱的信号，产生了很多政策不确定性，市场运作机制受到损害，市场配置资源的有效性下降，市场主体由此对未来的信心严重受挫。

这种混乱直接体现在，各政府部门在贯彻落实中央决议精神的执行力上和应对经济下滑的具体举措方面都有较大问题，也就是：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所提出的决议精神和发展理念没能真正得到有效执行和落地，没有进行深层次市场化制度改革，许多领域改革推而不动，停歇不前甚至是倒退，不作为甚至反向作为的现象严重，民间信心不振，导致了决议和现实反差巨大的严重激励不相容，改革和发展及稳增长在打架，在稳增长短期方面的具体对策和举措上出现了偏差，发展的逻辑和治理的逻辑都出现了很大问题，没有解决好两者间的相辅相容的辩证关系，没有解决好是“政府还是市场，是国企还是民企”这样“谁去做”和“怎么做”的关键性、方向性问题，思维僵化，仍然还是一如既往的“重政府轻市场、重国富轻民富、重发展轻服务”。

3.中国经济中短期内要恢复较高增速，经济政策的科学制定仍然起到关键作用。如果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不与结构性改革相挂钩、相融合、相促进，其增长效应都是短期的，治标不治本，并且从实际效果看正呈现边际递减的趋势。

当然，如果一定要以短期稳增长为前提来考虑宏观政策应对选项，课题组认为，在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且货币政策宽松的效果有限的情况下，当前最适宜的政策选项是通过财政政策的适度刺激和引导，控制风险，确保经济在合理区间运行。具体可实施更加积极的结构性减税、减费政策，对冲人口、土地成本刚性上涨对企业的负面冲击，同时加大对民生公共领域的投资并推广PPP模式，其代价是需要适度增加财政赤字。

同时，由于当前物价水平相对比较稳定，还存在一定的政策空间来进一步降低法定准备金率，向市场注入流动性，且其对投资促进的政策效果要比简单的降息好，但要注意有效、定向降准，以防止普降可能带来的金融资源错配的进一步恶化。

4.中国经济要实现经济较高增长的长期可持续性，就必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尤其补上良性制度供给不足的短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首要任务应该是体制机制的改革及其改革落地的执行力问题。

首先要解决好效率驱动的问题，改革影响市场效率的不合理制度环境和监管架构，解决政府职能定位的问题，以此解决好政府与市场和政府与社会的治理边界，使之成为一个好的市场经济。

同时，不应人为地将发展的逻辑和治理的逻辑对立起来，将需求侧发力和供给侧改革拆分开来，将短期增长和中长期发展割裂开来，那样容易引起争议，甚至可能有反作用，反而使得改革的共识消解、动力耗散。

中国必须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提高市场效率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关键，提振民间信心是关键，以此平衡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刺激需求端才是关键，建立有效市场和让政府要在维护和服务方面发挥好的作用，提供各种所有制公平自由竞争的环境，让民营经济大发展才是中国应对经济困境的指标和治本之策。